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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文化

《南贛鄉約》中的廉潔思想

2020年06月12日 11:34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 點擊:[]

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,心學的集大成者。他歷任刑部主事、貴州龍場驛丞、廬陵知縣、右僉都御史、南贛巡撫、兩廣總督等職,晚年官至兵部尚書、都察院左都御史,去世后謚文成,故后人又稱王文成公。他在任南贛巡撫時,推行《南贛鄉約》,倡導廉潔公正的思想,教化人心、整飭官風、治理社會,成為明代地方官員推行鄉約的成功范例。

南贛地區位處閩粵贛湘四省交界地帶,原先地廣人稀,數十里不見民居。后來贛中、福建、廣東等地的居民進入此地,與原住居民混雜在一起,形成一個成分復雜、流動性極大的流民社會。由于各色流民聚集一起,分群聚黨,呼嘯山野,掠劫郡縣,嚴重影響當地社會秩序,成為明代嚴重的社會問題。

弘治八年(1495年)起,朝廷就在贛州設立了南贛巡撫,專門負責處理四省邊界地區的社會問題。南贛巡撫轄地雖有變化,但以江西的安南府、贛州府為主。南贛巡撫設立后曾一度裁撤,到正德六年(1511)又重新恢復。此后,南贛巡撫一直存在至清代初期。

明武宗正德十一年(1516年)八月,王陽明被擢升為南京右僉都御史、南贛巡撫。次年正月正式赴任。為肅清南贛地區盜匪,控制社會流動人口,重建地方社會秩序,王陽明一方面利用地方軍事力量,全力剿滅土賊,設立縣治;另一方面推行十家牌法,興辦社學,倡行《南贛鄉約》。

正德十三年(1518年)十月,王陽明受宋代《呂氏鄉約》和明初鄉約的啟發,開始在南贛地區推行鄉約,這就是《南贛鄉約》。《南贛鄉約》也稱《陽明先生鄉約法》,共計16條,可分為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由前5條構成,主要講鄉約的組織建設,包括鄉約的人員構成、文簿的設置、入約的會費、聚會的日期和約所的選擇等;第二部分由第6到第15條構成,主要對同約人、寄莊人戶、本地大戶和異地客商、親族鄉鄰、軍民人等、公差人員、各寨居民、招投新民、男女嫁娶、父母喪葬等人員及情況提出要求;第三部分只有第16條,主要講聚會的儀式。

王陽明為推行《南贛鄉約》,特地寫了一篇“諭民文告”,即鄉約的序文,說明推行鄉約的原因和目的。他首先認識到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。白沙在泥,不染而黑”的道理,揭示了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。他認識到,在贛南這個盜賊猖獗、“盜”“民”難分的環境下,廉潔、良善、守法之民如不加入其中,也難有生存的余地,并非老百姓的本性就是如此。鄉村無序不只是老百姓的問題,也是當地官員“無道”“無方”的結果。王陽明的這一看法,深刻又切中要害。

《南贛鄉約》雖然繼承了《呂氏鄉約》的成風化俗的基本精神,但也有所不同。《呂氏鄉約》是民辦的鄉約,目的在于“鄉人相約,勉為小善”,而《南贛鄉約》是官辦的鄉約,目的在于“特為鄉約,以協和爾民”,在教化和救濟之外,《南贛鄉約》更多地具有重建社會秩序的重大責任。

在重建社會秩序的措施中,包括十家牌法、興辦社學、《南贛鄉約》等,都貫穿著廉潔公正的思想。沒有廉潔公正的主導思想,沒有廉潔公正的鄉約明文,沒有廉潔公正的執行力量,《南贛鄉約》也不會收到那么明顯的效果。所以《呂氏鄉約》是重在道德感化,而《南贛鄉約》卻賦予了維護地方安定的職責。

王陽明認為,每個人的外在行動和表現都是內心支配的結果,要努力在內心中探求和樹立“善”和“良知”的一面,使“善”和“良知”成為人們的外在行動,這就是“致良知”。他說:“吾心之良知,即所謂天理也。”“致吾心之良知者,致知也。”但是,在現實社會中,人們的良知容易受到外界邪惡和私心雜念的影響,使內心的良知發生背離,使外在的行動發生偏差。所以通過“致良知”,才能使人分清廉與貪、對與錯、是與非,才能規范人們的行為,才能恢復社會的秩序。

可以看出,“致良知”是王陽明《南贛鄉約》及其所反映的廉潔思想的理論基礎,當然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體現,這是王陽明從根本上為廉潔政治和重建秩序開出的良方。

《南贛鄉約》比《呂氏鄉約》具有更為寬泛的內容,強調公正地解決遺留問題。比如,同約之人有危疑難辦的事,約長和同約人要幫助他出謀劃策,務必合于情理、解決問題。貧困落難的人無力還清債務,要勸債權人予以寬免;如果債權人巧取豪奪,多收債務,一定要退還。被人侵占的田產必須責令退還,各守本分,不得再記前仇。新招撫的人一律勤耕勤織,平買平賣,不能重蹈覆轍等。

《南贛鄉約》特別提出在當地存在的奢靡浪費現象的危害,規定男女成年嫁娶時,約長等人要告誡女方不能索要太高的聘禮,男方也不能計較嫁妝的不足,要節儉持家,量力而行。父母去世后,衣衾棺槨要根據家庭經濟條件辦理,不能大做佛事,盛設宴樂,傾家費財。如果不聽約長的勸阻,就要作為“惡行”記錄在案。王陽明將廉潔建設納入鄉約條文之中,作為治理南贛,恢復社會秩序的重要措施。

在選擇鄉約組織者時,他也特意強調廉潔的要求。約長要推選“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”,約史要求“通達明察者”,知約要求“精健廉干者”,約贊要求“禮儀習熟者”。此外,吏書、義民、總甲、里老、百長、弓兵、機快等人,若有不廉潔不公正的行為,如在鄉里強征差役、勒索錢財,就要由官府追究拿問。在王陽明看來,只有鄉約組織者的廉潔公正,才能贏得人心,才能保證鄉約的執行。

在推行鄉約時,王陽明特別注意提醒和引導的作用。《南贛鄉約》多次出現“約長等勸令”“約長等常宜曉諭”“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”的文字。而對于約長等鄉約組織者的不廉潔、不公正、不盡責的行為,同樣要“呈官追究”。

在《南贛鄉約》中,廉潔公正成為重建秩序的重要舉措。放眼當時的明朝,清廉建設更顯得重要。

王陽明生活的年代,商品經濟有所發展,造成了信仰危機、道德缺失、人欲泛濫,特別是官場腐敗現象十分嚴重。清除腐敗現象,形成廉政風氣,已成為當務之急。王陽明以“致良知”為行廉治政的方法,時時勸諭、教化人們,引導官吏去貪欲,抑貪念,正心為善,廉潔奉公,并以此來整飭吏制、整肅政風,凈化民風,重建社會秩序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王陽明的《南贛鄉約》不僅在南贛地區行之有效,而且推廣到福建龍巖、江西吉安、廣東揭陽等地,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到了嘉靖八年(1529年),“部檄天下,舉行鄉約,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。”也就是說,朝廷頒布法令,要求各地舉辦鄉約,各地皆以王陽明的《南贛鄉約》為參照,在其基礎上有所修改而成,從此《南贛鄉約》影響到了全國各地。

王陽明在實行《南贛鄉約》的過程中,將廉潔建設與重建社會秩序相結合的思想,以“致良知”輔以懲罰的方法,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。

(張天社作者系西安文理學院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院長、教授,西安廉政研究中心特聘專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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